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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荡年代，面对汹涌的狂潮，周恩来又一次挺身而出，坚决保护陈毅。1967年5月11日和15日，他两次接见红卫兵的代表，严厉批评他们为揪陈毅冲入外交部，指出：揪陈毅的问题，中央不能同意。他现在没有被罢官，还要工作。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，我要一个一个地保，我们还要工作。他还说：我把政策交待了，你们不听，要走向反面。你们要打倒陈毅，陈毅同志就倒了，没这么简单。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，以后谁也不许去冲，谁去扣留谁。我不怕打倒，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?

周恩来常说：我是人民的总理，是人民的勤务员。首先，"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"。领导就是服务。周恩来经常教导国家行政人员明确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，他说："我们是从人民中来，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，不能忘本。"他要求各级干部正确对待自己的职位和权力，永远铭记："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，现在担任什么职务，没有党和人民，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，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。"

"要诚诚恳恳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","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，团结一致，为人民服务而死。"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他是人民最优秀的公仆。周恩来作为共和国总理，在他26年的行政生涯中，日理万机，不知疲倦地工作。他每天工作长达十几小时，有时一连工作几天不休息，兢兢业业，勤勉事政。1955年，在万隆会议的整整7天中，他一共只睡了13个小时。周恩来的日程表总是被工作排得满满的，无日无夜，有时工作得实在累了又放不下工作，就告诉工作人员，每隔15分钟进屋提醒他一次，以免睡着。外国人把他称为"全天候"总理。他办公室那彻夜不息的灯光，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奋发向上、忘我工作的象征。

周恩来曾对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说："一个人应该不怕死，如果打起仗来，要死就死在战场上，同敌人拼到底，中弹身亡，就是死得其所。如果没有战争，就要努力工作，拼命地工作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"这就是周恩来的心声，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光辉写照。1972年，周恩来患了癌症，但他仍抱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以古稀之年，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。他在病中的日日夜夜，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同"四人帮"搏斗，捍卫了党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当时主治医生再三要求他停止工作，服从治疗，最起码也要减少工作……"这个意见我不能接受，"周恩来说："这么多工作，我不能为一个人健康而扔下不管呀！"周恩来也是血肉之躯，他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才住进医院，但仍一直坚持工作。

作为病人的周恩来应该休息治疗，作为一位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，可是他工作起来仍然不知疲倦、夜以继日。周恩来也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自己感到疲乏，何尝不想歇一歇。可就是躺在病床上的他，担心的仍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，他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完全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。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，周恩来忘我工作，殚精竭虑，呕心沥血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他凭着自己坚强的行政意志，成为一位为人民爱戴的勤政爱民的好总理。

清正廉洁，这是一条优良的传统道德古训，但在历史上它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标榜自诩，或者是黎民百姓对当权者的善良愿望，而真有廉洁清正的官吏，也只是凤毛麟角的个别现象。而周恩来却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、清正廉洁，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光辉的典范。他无论是生活小事，还是国家大事，处处带头廉洁。他正确看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，真正清楚权力来自人民的托付和授予，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、为百姓造福，而不为自己、家人、亲友、小团体谋取私利。为此，他不但管好自己，同时还严格要求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，不该吃的不吃，不该拿的不拿，不该去的不去。在物质利益面前，经得起考验，洁身自好，为人民掌好权、用好权，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，扎扎实实为群众办事，不计个人得失，不谋取私利，不沽名钓誉。

作为一国总理，周恩来手中握的权力是巨大的，但他却克已奉公，廉洁从政。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组阁，周总理考虑周详，任用了不少民主人士和妇女界人士，却惟独没有邓颖超，而凭她的能力、经验、资历、贡献和声望，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，对此许多人感到费解。周恩来解释说：我是政府总理，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，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；人家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，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，这样家庭关系、政治关系就混到一起了，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，也不利于党的工作。他表示：只要我当一天总理，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。

周恩来曾说："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，以平等态度待人；要反对特殊化作风，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，当好人民的勤务员，树立新风气"。"他坚决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。建国后，他强调："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，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，甚至于过了，觉得少一点好，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。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。这样，我们就会心情舒畅，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，给集体增加福利，为国家增加积累，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。"

周恩来的清正廉洁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。1976年，周恩来逝世后，联合国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：联合国总部下半旗致哀！这是联合国第一次为一个国家总理的逝世而下半旗，许多政要和记者对此感到不可思议、很难理解。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回应说：周恩来担任中国政府总理时间很长，但是，第一，他在银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；第二，他没有生育一儿半女。如果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做到周恩来这样，联合国同样会为其下半旗致哀。

知人善任，用其所长，这是周恩来从事领导工作，体现其领导艺术的非常重要的一面。毛泽东曾指出：领导者的责任，归结起来，主要是出主意、用干部两件事。周恩来深谙此道，他在选拔干部、使用干部、爱护干部方面，都提出了重要的思想，创造了科学的用人艺术。借鉴古代的用人艺术，首先要识才。只有识人之长，方能用人之长，只有"知人"，才能"善任"。周恩来深知，领导者必须善于识别和使用干部。要知人善任，用得其当；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；不拘一格，大胆使用；严格要求，支持帮助。对于所使用的干部要给予充分的信任，授权明责，使他们从领导者的信任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，产生对上级的信任感、敬重感，从而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。

周恩来对使用的干部，在政治上放心，工作上放手；被使用的干部，心情舒畅，工作努力，锐意进取。周恩来的知人，在于他不要求"完人"和"全人"。一个人，有长有短，性情有善点有恶点，不能求全。古人云："国有三不详，夫有贤而不知，知而不用，用而不任。"周恩来借鉴古代政治家的用人之道，提出德才兼备的标准和任人唯贤的政策；他善于根据斗争任务的需要，果断地组织干部队伍和建立领导核心；善于识别人才，并能用人所长。

他认为，对于人才，"有了政治信任，用得其当（适时适地适合条件）也很重要。"他认为用人要因人而异，量才录用，最合理地使用人才，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的潜能，使所有人都能尽其所能，做最大贡献。如新中国成立，周恩来对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安置，就是如此。对于傅作义将军，考虑到他曾治理河套水利工程，任命其担任水利部长；考虑到黄炎培的经历特点，任命他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。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，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、知名人士，差不多都安排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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